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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时起，《黄金时代》被冠上“烈士”的名号。我们总爱称那些打破规则的死士为“烈士”，不是万军丛中捣黄龙，而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中的那某一根骨头。“烈士”与“莽夫”的界限模糊，依我看来，根本在于智与道的区别。智谓之智力，道却不好说，人有一张口，千差万别也只是看你怎么说，明明是为票房，却标榜实验，别人也奈何不了你，那么，我们只来谈谈智力。
在片方看来，《黄金时代》最值得一谈的是其间离的手段，这个话题自威尼斯电影节始，到影片上映许多日后依旧未能停止，仿佛是个什么高级得不得了的东西。关于这种手段，好莱坞演员凯文·史派西却说过，这实在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在《纸牌屋》里用这样的方式对这镜头说话，而这种方式的来源，则是他演过《理查三世》的缘故，“这不是我们的创举，莎士比亚才是”，他这么解释。
对着镜头说话，是一种拉近观众的效果，可以直接地让主人公参与到叙事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同谋”。然而，《黄金时代》不需要什么“同谋”，如果说话者只是一人也罢，每个角色都对着镜头倾诉造成的后果只能是让观众分心乏术。所以，对《黄金时代》来说，这种方式，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连接与解释的作用，说白了和画外音类似。
这样，便无法让人不想起《阮玲玉》了，阿城所说的“之鄙夷之苍凉”让张曼玉拿了柏林影后，而关锦鹏的“间离”访谈，则让电影真正变成一首散文诗，成为这些年来最好的华语传记片。《阮玲玉》里面做得更彻底，甚至演员抽身影片之外来谈对角色的理解，分明是混淆了电影与记录的界限。相比来说，《黄金时代》的访谈，更接近于“伪”，缺少了真诚与灵魂。
《黄金时代》应该是想要一种不断抽离不断投入反反复复纠缠不休的效果，这与《阮玲玉》类似。但是，3个小时的电影里，如果只感受到了抽离，没感觉到投入，则是到了编剧需要反省一下的时候了。简单来说，就是节奏分配不当，编剧李樯或许是真心喜欢萧红的，于是写出了萧红的节奏，然而这不是电影的节奏，电影，与小说、散文，始终是区别甚大的。
所以于我而言，《黄金时代》只是用了一种别人成功过许多次的方法做了一个失败的作品而已，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都只是智力上的失算，票房的惨败固然值得同情，但并不能反衬其便是“烈士”。难听一点说，这只是一个“莽夫”的枉死而已，说是枉死，毕竟它的诚意与努力都摆在了台面上，看得见。
这样来说，《黄金时代》的所谓打破规则，只是无谓的行为，规则其实并不存在，勇气也就成了退路的借口，只是可惜了一众人的努力。这样的电影，还是不要掺杂太多资本运算的好，小众片小众欣赏，这才是正常的规律，但前提还是应该把电影属性放在第一位的。文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