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路人

    作者：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那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都早,秋雨绵绵,枯叶凋零,上索省河畔笼罩着蒙蒙轻雾。我仍住在富尼埃尔山脚下的父母家里。我得找份工作干干。一月,克鲁瓦•帕凯广场附近的一家丝织品公司雇用我当了六个月的打字员。工资微薄,但我省吃俭用,假期我去了西班牙南部的托雷莫利诺斯度假。那年,我十八岁,生平第一次离开法国。

    在托雷莫利诺斯的海滩上,我结识了一个名叫米尔•马克西莫夫的法国女人,棕发女郎,非常漂亮。她和丈夫在许多年前就定居在那儿了。我在他们经营的一家小旅店里租了一个房间。她告诉我明年秋天她将去巴黎的朋友家里呆很长的一段时间,还把她朋友的地址给了我。我也答应她,如果有机会就去巴黎看她。

    回来之后,我仿佛觉得里昂显得更加阴沉。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在圣巴德勒米路上坡的右边,有一所天主教遣使会的寄宿学校。山坡上建了几幢房子, 它们外表凄凉,俯视着下面的大街。学校的大门嵌在一堵大墙之中,在我看来,那年九月的里昂仿佛是寄宿学校的那堵大墙。郁黑的围墙上,偶尔停落几缕秋日的阳光。那时,寄宿学校似乎是被人们遗弃了一般,雨中的围墙就像监狱的高墙一样,我隐约感到,它成了通往我未来道路的一道屏障。

    从父母商店的一位顾客那里,我得知有一家女式服装店正在招模特儿。据她说,每月的酬劳有八百法郎,比在丝织品公司多两百法郎。她给了我服装店的地址,我决定去试一试。在电话中,一个威严的女声让我在下星期的一个傍晚去格罗雷大街四号面试。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说服自己,必须得到这份模特的工作,而在这之前我从未往这方面想过。也许这样一来,我就能为自己寻找到一个离开里昂前往巴黎的好理由了。随着面试的日子逐渐逼近,我心里变得越发不安。我的生活也可能就此赌一把。我告诉自己,如果我不被录用,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能否拥有这一线希望呢?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通过面试呢?其实我没有太多的选择,我惟一像样一点的衣服就是那条灰色的半截裙和那件白色的长袖衬衫。我又买了一双海蓝色的低跟鞋。

    面试前的那天晚上,我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穿上了那件白色的衬衫,灰色的短裙和海蓝色的鞋子。我就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在衣橱的镜子前,心里嘀咕着:这个女孩真的是我么?我不禁笑了,可一想到明天的面试将决定我的命运,笑容顿时消失了。

    我怕面试迟到,于是提前一个小时从家里出门。走到贝勒库尔广场时,天开始下起雨来,我跑到皇家饭店的大堂里躲雨。我可不希望到服装店里的时候,头发是湿淋淋的。我对饭店的门卫谎称自己是饭店的顾客,向他借了一把雨伞。到了格罗雷大街四号,他们让我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等着。房间里装饰着灰色的细木护壁板,门窗都用同样颜色的丝绸窗帘遮掩着。一排被镀成金色的木椅摆放在墙边,座椅的软垫包裹着红色的天鹅绒。半个钟头过去了,我猜想自己已经被他们遗忘了。

    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听着窗外淅淅的雨声。屋顶的吊灯射下一束白色的亮光,我怀疑自己是否坐对了位置。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五十来岁,蓄着小胡子,棕色的头发梳向后脑勺,一双眼睛如鹰眼一般锐利。他身上穿着一套海蓝色的西服,深色的鹿皮皮鞋。后来有几次,我曾梦见他推门走进来,头发依旧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那样乌黑。

    他示意我不用站起来,并坐到了我的身边。他询问了我的年龄,是否当过模特儿?没有。他让我脱掉鞋子,从座位一直走到窗户旁边,再走回来。我按他的话向前走,心里却十分尴尬。他斜靠在椅背上,手掌托着下巴,神情十分严肃。走完一个来回后,我又重新站到他的面前,然而他一句话也没说。为了掩饰我的窘态,我的眼睛一直没从放在那张空椅下的鞋子上移开。

    “坐吧,”他对我说。

    我回到原先的位置,坐回到他身边的空椅上。我拿不准是不是能把鞋穿上。

    他指着我的头发问道:“您的头发原来就是这种颜色吗?”

    我回答说,“是的。”

    “我想看一下您的侧面,”

    我将头转向了窗户。

    “您的侧面还可以……”

    他说这句话的口吻,仿佛是要向我宣布一个坏消息。

    “这样漂亮的侧面实在太少见了。”

    一想起这世上很难找到这样精致的倩影,他似乎感到愤怒,鹰一般锐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如果是拍照的话,这样棒极了,但您仍不符合皮埃尔先生的要求。”

    听了这话,我的身体变得僵硬。我还有一丁点儿的希望么?也许他会去问一下皮埃尔先生的意思,可能这位皮埃尔先生就是老板。他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模特儿呢?我决定要做到皮埃尔先生所要求的那样。

    “我很抱歉……我们不能录取您。”

    定论已下,我再也没有力量去为自己说些什么了。这个男人冷漠而又不失礼节的口吻,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表现已经糟糕得甚至不值得让他去征求一下皮埃尔先生的意见。

    我穿上鞋子,站起身来。他默默地握了握我的手,领着我一直走到大门口,并亲自打开门送我出去。走到马路上我才发现把雨伞落在那儿了,然而这已经不重要了。我穿过桥,沿着索恩河往回走。我又来到了离我家不远的圣巴德勒米坡路上,站在遣使会学校的围墙前。在那以后的几年里,这个情景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已经无法将我和那堵围墙分辨清楚,它的阴影把我团团笼罩,将我也染上了与它相同的颜色。而且,永远都不会有人将我从这个阴影里拖出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格罗雷大街上的那个客厅,我曾在那儿等待,它沉浸在屋顶吊灯散射下的光芒之中,光线很强烈。那个穿着蓝色西装、鹿皮皮鞋的家伙似乎一直在往后倒退,但没有离开房间。所有的一切仿佛是一部正在倒放的老电影。

    总是做着相同的梦。几年以后,遣使会的围墙不像从前那样灰暗了,有几个傍晚,夕阳的余晖洒落在上面。在格罗雷大街的客厅里,吊灯洒下柔和的光线。那个拥有鹰一般眼睛的男人,他身上的蓝色西服变得暗淡,颜色已经褪去了许多。他的面孔也变得苍白,皮肤几乎成了半透明的。惟有头发还保持着黑色。他的声音嘶哑:“您原来的颜色……把您的侧面转过来……您不符合皮埃尔先生的要求……”这似乎并不是他在说话,而是一张正在转动的唱片。同样的话语无休止地重复着,却早已失去了意义。每次从梦中醒来,我都很惊奇地发现,尽管这段插曲曾带给我如此大的失望,使我觉得自己如此不幸,但它已经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那晚我从桥上走过的时候,我甚至想到过跳进索恩河,仅仅是为了这样的一件小事。

    那时，我甚至没有勇气回家，去面对我的父母，看见我房间里那个带镜的衣橱。我重新走下楼梯，仿佛逃跑一般地朝旧城区的方向走去。我再次走在索恩河畔，走进了一家咖啡店。我一直随身带着米尔•马克西莫夫给我的小纸条，上面有她巴黎朋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电话里铃声一直在响，却没有人接听。突然，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最终，我还是发出声来：“请问，米尔•马克西莫夫在么？”我胆怯，声音变得细弱，巴黎那边电话里的人大概听不清楚。那女人说她暂时不在，过些时候，今晚会回来。

    第二天，我到佩拉什车站乘夜间火车。车厢浸没在一片黑暗之中。走道的最尽头，几个黑影卧在座椅上。我选择了靠近过道的位置坐下。火车还停在站上，我心想，父母真的会让我走吗？我有一种潜逃的感觉。火车开动起来，索恩河渐渐消逝在视线里，我如释重负。我想，那晚我没有睡着，朦胧间，列车不知为什么停在第戎一个荒凉的站台旁。夜里的路灯射出缕缕蓝光，我想到了米尔•马克西莫夫。她每天都会在托雷莫利诺斯的海滩上享受阳光。她告诉我，她还是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住在朗得的一个小镇上，小镇的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会考前的那个晚上，她睡得很晚，而第二天闹钟又没有响。她一直睡到中午，错过了考试。后来，她认识了艾迪•马克西莫夫，他的丈夫。他是一个高大、俊美的男人，原籍俄国，人们称他“领事”。他习惯将可口可乐与朗姆酒掺在一起喝。每次饮开胃酒时，他总想让我也尝尝那玩意儿，但我告诉他：我比较喜欢喝可乐，不加其它东西。他说的法语不带家乡的腔调。他曾在巴黎住过，可是我总是忘记问米尔•马克西莫夫，他们夫妻为什么会去西班牙。

    我很早就到了里昂车站，天还没亮。况且，我以前几次到巴黎，好像都是在夜里。我的随身物只有一个很轻的旅行袋。到达的那天早上，我和米尔•马克西莫夫在托加德罗广场的一家咖啡店里见了面。我在车站的餐厅里一直等到十点钟，然后打电话给她。她当时没有马上弄清我是从哪儿给她打的电话。我是咖啡店里的第一位顾客。我很担心当我向她坦白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她会很冷漠。她微笑地向我走来，仿佛在沙滩上迎接我一般，好像我们昨晚才刚刚分开。她见了我非常高兴，不停地嘘寒问暖。我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我在服装店的面试，那个长着鹰眼的家伙和他冷冰冰的声音。昨晚上火车过了第戎后，我还在朦胧间听见这个声音：“这是您本来的颜色吗？请把您的侧面转过来……”

    在她的面前，我泪如雨下。她的手抚在我的肩上，说这一切都不重要，就像她十七岁那年，因为闹钟没响而错过了会考一样。她表示非常乐意在朋友的寓所里接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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