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民生之声，构建和谐社会。竭力打造新疆地区第一民生网站！
2001年，北京的春天是个不怎么样的春天。到了4月份，还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雨，气温比往年明显偏高，空气非常干燥。走在大街上，你会发现一个不太雅观的现象：许多人都在偷偷地用手指挖着鼻孔。最令人讨厌的是经常刮风，而且很大，一刮起来就天昏地暗。气象台把这样的天气称为“沙尘暴”，轻一点的，称作“浮尘”。
在一个“浮尘”的傍晚，胡冬来了。
其实胡冬常来。去了他舅舅的公司之后，他没有忘记我这个曾经的“大哥”，哪怕是办什么事路过，也会顺便到我餐馆来和我见个面。有时坐下来，喝点酒，聊一聊。更多的时候，则是抽支烟就走。
胡冬很忙。现在他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新的角色。较之于过去的摆摊卖烧饼，这个新角色似乎更适合他的胃口。这两年他舅舅的公司越做越大，最初那些砸地砖、开门洞、铲墙皮之类的小打小闹早就不干了。现在的公司已经装备了液压锤、挖掘机、加长臂液压剪、墙锯以及斯太尔运输车等一整套机械设备，专门承接楼房、厂房、平房及高耸构筑物等一些大型拆除工程。而且，随着北京对老城区的改造不断加快，他们公司也是一步步向着城市中心地带挺进，据说现在已经开进了平安里。同时，随着公司的日益壮大，胡冬已经不再开他的挖掘机，而是当上了项目负责人，成了独当一面的拆迁队队长。人就是这样，身上一旦有个一官半职，就会令人刮目相看。如今的胡冬，已经彻底摆脱了卖烧饼时的唯唯诺诺，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似乎有了新的感受。说话时，他已经不再使用“可悲惨”这个词，他眼神灵活，表情坚定有力，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理直气壮的感觉。
这次胡冬是去北京站送一个老家来看病的亲戚之后，顺便跑过来看我的。他一进餐馆就抱怨说：“这什么天气呀，刮得嘴里都是土！”我开玩笑说：“都是你们扒房子扒的。”胡冬露出一只好看的虎牙笑了。
我发现，胡冬瘦了许多，人更黑了一些，但精神头依然很足。因为没什么事儿，不着急，我自然要留他吃饭。他愉快地答应了。
喝酒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似的问我，是不是还住在甲32号院。
“住习惯了，和邻居们也熟了，只要房东不撵，我就在那住着了。”
胡冬很权威笑了笑：“房东不撵，我估计你也住不了多久了。”
据胡冬讲，有个开发商看中了那块地段，准备建一座商务大楼，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他舅舅正准备参与这项拆迁工程的竞标。
胡冬说：“等着吧，如果我舅舅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你的餐馆肯定要火一把，我会天天带人过来吃饭。”
我沉吟着说：“那倒是好事……可真像你说的，我到哪住去呀。”
胡冬说：“买楼吧。”
我看着胡冬，原以为他在开我的玩笑。再看却是满脸真诚。说实话，这样的事我做梦都没想过。在内心深处，我总是认为自己是外地人，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我每天想的，只是如何把餐馆开好，多挣点养家糊口的钱。其余的我从来没有奢望过，更没打算过把家放在北京城里。
“我说大哥，你这话不对啊！我舅舅当初来北京的时候，是个倒腾破烂儿的，现在已经买了两套两室一厅，把我姥爷和姥姥全接到北京来了，还给两个老人雇了个保姆。我就不信，你开了这么长时间餐馆，最后还要回到你的老家去？想干啥呀？回去倒腾煤，当煤贩子呀？”
我笑了。
“那倒不是，咱也没那个能耐。但是买房的事儿我是真没想过，也不敢想。别的不说，哪有那么多的钱呀？我可比不上你舅舅！”
“行了行了，大哥，我没说跟你借钱吧？再没钱，你交个首付的钱可有吧？一百万的房子首付个百分之十五，也不过是十五万嘛，对不对？剩下的，你贷上个十年二十年的款，国家的钱，借给你还不用呀？傻啊？慢慢还呗。让我看，北京的房子会越来越贵。我跟你说，要买就别愣着，赶紧动手，趁早别赶晚。”
一通忽悠。他哪是什么拆房子的，简直就是卖房子的！但不管怎么说，对我而言，胡冬的话都无异于天方夜谭。当时我只是笑了笑，便转移了话题。直到几年之后，当北京的房价一涨再涨，涨得世人瞠目，涨得连北京人都叫苦不迭的时候，我才不得不承认胡冬的“高瞻远瞩”。
说起来，胡冬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不过是个连初中都没上完的半吊子。但事实又一次告诉我们，在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中，最大受益者，不一定都是那些政治与知识上的“精英”，还有相当一部分头脑简单、用不着“解放思想”就敢想敢干的“土老帽儿”。平时我们总说“知识就是力量”。但讽刺的是，在有些事情上，没有知识的人反而更强大——因为，他们总是奉行一种简单的实用主义哲学，那就是“先下手为强”。
胡冬的信息挺准确。大约三个月之后，我们居住的那条胡同来了几个人，他们拿着卷尺，比比划划，挨家挨户地测量。问了一下，说是要拆迁。当时邻居们根本没当作一回事儿。赵公安还安慰我说：
“都量过好几次了，瞎比划！几年前就说要拆，现在也没拆。您想想，这可是中心的中心，知道吗？寸土寸金啊，拆？您觉得可能吗？别听他瞎掰。谁拆得起啊，是不是？住你的房子，甭理他！”
尽管赵公安言之凿凿，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为此，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下老杨头儿。
说实话，刚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头有点拿架子，甚至有点卖弄他的修养与学识。时间一长，我发现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老头，而且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自从我开了这家餐馆之后，胡同里许多邻居都到我的餐馆里吃过饭，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住在高楼大厦的儿女们，都会回到胡同里来看望一下老人，吃个饭，团聚团聚。由于老人的住房都比较窄小，没办法在家里做饭，年纪又大，甚至病病歪歪、靠坐轮椅才能出门的都有，不便于到远点的地方去折腾，往往就近在胡同里选个餐馆，订上一桌（每当遇到这样的邻居，我都一律八折优惠）。老杨头儿例外。他的家离我的餐馆不过五十米，每次见面说话，他都会问上一句我的生意咋样，他却从来没到我的餐馆吃过一次饭，甚至连打包个鱼香肉丝的情况都没有。也不知道他每天吃的是啥。他只是根据季节与天气变幻情况，选择不同的位置，坐在竹椅上，一副超然物外甚至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漫不经心地揉他的核桃。
当然，他喜欢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越来越熟，应该说，我们聊得还是不错的。而且，我发现这个老古董也的确是不简单。他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特别是对于老北京的一些人文掌故，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有鼻子有眼儿，简直就是一部老北京的活词典！据说，老杨头儿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曾上过京师大学堂。他七岁时就进了私塾，会背《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还念过《论语》。同时他还是个戏迷，尤其喜欢京戏。我觉得，京戏这门被称为“国粹”的艺术有个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好像是一门和年龄有关的艺术。也就是说，年龄大的人喜欢，年轻人则大都不怎么喜欢——什么生、旦、净、丑呀，黑头、花脸呀，二黄导板、西皮导板呀……讲究太多，弄不明白。而且有话不说，老是磨磨叽叽地唱，太慢了，有什么意思？可是随着年龄慢慢向老年靠拢，你会渐渐地发现，那种声情并茂的表演，那种行云流水的唱腔，再配上铿锵有力的锣鼓和京胡月琴的伴奏，其旋律是那么的通透，力道，确有一种透人心脾的魅力。
可老杨头儿没有这样的感觉。据说他从小就喜欢京戏，经常跟着他爷爷到虎坊桥的湖广会馆去听戏，什么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这些大家的戏，他都看过。总之，从身世和所受过的教育来说，老杨头儿应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旧人”。一个活在现代社会里的“旧人”，他的言行难免会让人觉得古怪。有时候，他一个人半躺在竹椅上，闭着眼睛，样子像是睡着了，在一种老年人“半阴半阳”的状态中，他的嘴里会突然哼哼呀呀地唱出几句古戏：
你孩儿到江东
旱路里摆着马军
水路里摆着战船
直杀一个血胡同
我想来
先下手为强
虽说是个“旧人”，总的来说，老杨头儿也算是个与时俱进的老人。他不仅喜欢看报纸，听广播，还喜欢对一些时事进行预测和点评，而且常常一语中的。比如，前不久，根据对北京申请承办奥运会的情况推测，他说这次北京肯定能赢！果然，两天之后，萨马兰奇就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这么大的事他能预测得特别准，真是让人佩服！难怪胡同一些老街坊都在背后里叫他“杨半仙儿”。
不过，老爷子毕竟是个“半仙儿”，有些事情，也有看不清、说不准的时候。
这次他就错了。
当时听了我关于拆迁的问话，他依旧是慢悠悠地揉着手里的两枚核桃，安详而自信地告诉我：那条胡同拆不了。其理由和赵公安说的差不多，只是最后他又多了一句话：“您放心，狼来不了。”
没想到，狼还真的来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一纸拆迁通告突然贴在了胡同里，邻居们这才炸了营。这种几辈子都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把他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搅乱了。那几天，胡同的人像是被这件事激动着了似的，又真的像“如鼠失窟”一般，整天聚在一起，吵吵嚷嚷，议论纷纷。每个人发表的意见都不尽相同。有的说，这个破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早扒早利索；有的说，房子再破，也是祖上留下来的老宅，说扒就给扒啦？一向不怎么喜欢说话的宝堂也说话了，他的看法很实际。他说：“扒，是早晚的事儿，社会要进步，城市要发展，北京还要开奥运会，这些老掉牙的房子不扒哪行呀。但是光说扒不行，得拿好钱来，掂银子！”
前不久，宝堂的鸭子死了。现在，他肩上仍然扛着那只乌鸡，那种一脸严肃的样子，既滑稽又有趣。
对于宝堂的话，赵公安却不以为然，甚至有些生气。
他用手指点着宝堂：“你丫说话不走脑子！这是钱的事吗？这是皇城根儿！是王府井！知道吗？他拆了你的房子，就是给你个金疙瘩，还能让你搬回来住吗？开玩笑！我要是搬，我是孙子！”
就在胡同里议论纷纷的时候，我妻子也着急了。
她说：“那咋办，还得找房子？”
我说：“不找房子住哪呀，找呗。”
其实，比起我最初租房时的困难，这时候的北京租房已经很容易了。随着外地人接连不断地涌入，许多北京人在经历了一段极其复杂的心理过程之后，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许多人看来，对于外地人那种带有侵略意味的冲击，与其阻挡而又抵挡不住，莫不如顺势而为更实惠些。因此，一些胡同里的居民把属于自己的空房——临街的一面，开窗扒门，改头换面，纷纷对外出租。自己却直往院子的深处后退。直到把后来扩张出的厨房重新挪回住室，把破烂卖掉，腾出库房，租给外地人居住为止。如此，这些古老的胡同便有了新的意义。一些天南地北的外地人，在新的历史潮流中，一拨儿又一拨儿地来到这里，安营扎寨。他们有男有女，操着不同的乡音，做起了各种各样的小生意：餐馆，熟食店，美发屋，小卖铺等诸多行当，你拥我挤，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整个北京城，哪怕是一条很小的胡同，只要有了外地人，很快，就会呈现出一种貌似杂乱的繁荣。
有趣的是，就在这些外地人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到都市生活的同时，胡同里的居民却安然若素。作为这个城市几百年沉淀下来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一个缩影——那些活着的老北京，仍然保持着一种“根儿”文化上的端庄与从容。他们固守一隅，按着自己传统的方式生活，做着他们自己习惯于做的事情。只是，胡同里原有的清净已荡然无存。在这里，你会经常看到，一些乡下的小青年，男男女女，仨一群俩一伙地走在胡同里，全然没有我最初来到北京时的惶恐与敬畏。他们衣着鲜活，发型怪异，南腔北调，连说带笑，招摇过市。那种无拘无束的放松状态，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城市的主人。有一回，就在甲32号院门前，我眼瞅着俩小伙子在撕皮掠肉地闹。闹着闹着，扑棱一家伙，差点把赵公安的茶罐子给踢翻了，气得赵公安“嚯”地站起身来：“想干啥呀这是！啊？”
“不想干啥”的已经跑远了，一拐弯就不见了，赵公安还站在那里，梗着脖子骂了一句：“什么素质！”
没素质的人的确烦人。他们这种不讲规矩的行为也是被城里人一向看不惯的。有人说城里的高楼大厦都是乡下人所建；胡同里的那些老北京却坚持认为，城里的坏事儿都是乡下人干的。但不管怎么说，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已经越来越难解难分。城市对于乡下人是既排斥又依赖，乡下人对于城市则是既厌恶又向往。这是个矛盾。能促使这种矛盾得到和解与统一的，则是相互之间的利益。这两年，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城里人从骨子里排斥乡下人，但“院内有房出租”的小广告却越来越多。就说我们院吧，门洞旁边有间空房，自从我住进来之后一直锁着。据院里的邻居说，房主是个有钱人，还是一个什么公司的小头头，几年前就搬到楼上去了，此后那间房子一直空着。当时他曾跟院里的邻居说，他的房子即使借给城里人当狗窝，也绝不出租给外地人。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深刻原因，竟让他如此愤怒而有力量地痛骂外地人。但是社会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事实上，仅仅是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对外地人的那种仇视心理就完全变了。他不但把房子出租给了外地人，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换了两拨儿房客了。
头一次是一对夫妻。男的三十多岁，女的二十岁出头。据说两个人同在一家西餐厅里工作。自从他们搬到这个院子之后，我和他们从没有过交流。院里的邻居大概也没有吧。他们每天都回来得很晚，第二天什么时候去上班，也没人去留意。但时间不久，李大妈却发现他们不是夫妻！原因是，跟着那个男人回来的女人不是同一个人，有时候是那个胖子，有时候又换成个瘦的。
“您说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样啊！”
李大妈看不惯这样有伤风化的事，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这个院子里的正派与纯洁，她想管一管那几个不是夫妻的“狗男女”。结果，还没等她给房主打电话呢，赵公安就把这事给拦下了。他冷静地说道：“算了吧，只要不吵不闹，安安静静的，愿意跟谁就跟谁吧。那是人家个人的隐私，咱管那事干吗儿，您说是不是？”
没有了赵公安的支持，李大妈也就没再说啥。后来，大约过了半年，住在那间小屋里的人便退了房子，毫无声息地搬走了。
接着住进来的是个画家。女的，二十五六岁，江苏人，长得眉清目秀，是那种看上去很沉静又很有气质的女孩子。画儿画得极好。她叫李黎。据说她在中央美院上学期间，通过写生喜欢上了北京胡同，甚至到了心醉神迷的程度。因为父母是生意人，家庭条件比较好，李黎毕业后，没回老家，没找工作，而是背着画夹，走街串巷，分区分片地画起了北京胡同。我们就是在她画我餐馆旁边的那个大门洞的时候认识的。当时，她坐在一个用几条绷带撑开的简易小马扎上，前面放个木架支起的画板，一连画了两个上午。她不仅把那个门洞儿画得特别逼真，而且，把坐在门洞手里玩着核桃的老杨头儿也画得栩栩如生。在她画画儿的过程中，通过简短的聊天，我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据她讲，为了画画儿方便，她每画完一片区域，就换个地方居住。那天她问老杨头儿附近有没有出租的房子。老杨头儿想了半天，摇头说没有。后来，这个叫李黎的女孩儿，便根据我提供的信息，住进了甲32号院。
李黎非常喜欢这个小院。她说有味道，有感觉。她甚至感慨地把它称作是“一处可以住进来的历史”。她搬进来之后，似乎把整个小院都照亮了。她不但给这个古老的院子带来了女性的青春，同时也带来了一种艺术的气息。开始的那些天，她就坐在胡同里，画甲32号院的门楼；画胡同里那棵老槐树；接着她把我们小院里的天井也画下来了。据李黎讲，在此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已经画了五十多幅老北京胡同的画儿。她曾给我展示过她的部分作品。画得真好！其中，有烟袋斜街的老店铺；有燕京小八景之一的银锭桥；有帽儿胡同的婉容故居；有国子监的牌楼和孔庙；还有东交民巷里那座哥特式的天主小教堂……除了这些历史性建筑，更多的，则是一些很有特点的北京胡同和普通民宅。我不懂绘画，只是觉得李黎的画儿笔法细腻，很真实，全是用铅笔画成的。李黎说，本来她是学油画儿的，她之所以用铅笔画北京胡同，是因为铅笔画儿的色彩正好暗合了北京胡同的灰色基调，看上去，会给人一种更加逼真的效果，同时还有一种老照片的味道。
李黎很勤奋。住进这个小院之后，她每天背着画夹早出晚归，在院子里很难见到她。有时候，她会到我的餐馆里吃一顿简单的晚餐。碰上了，我们就聊上几句。说到她的“勤奋”，李黎告诉我，她并不是一个喜欢和自己较劲的人，她完全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慢悠悠地去画那些她喜欢的北京胡同。可是，时代不等人啊。现在的北京到处都在拆迁，眼看着那些老胡同一天比一天减少，她必须得抓紧时间，去和挖掘机赛跑，尽可能把那些即将消失的老胡同留在她的画册里。
“为啥不利用一下相机？”我问她。
“您是说先用相机拍下来，然后去画照片吧？”
我点点头：“就是这个意思。”
她说：“当然也行，不过效果不一样。”
李黎讲，在现场写生，可以看到很多细节。而细节又决定作品的好坏。照片就不行了，它给人提供的都是一些表面化的东西，缺少细节。在现场写生，还会遇到许多变化，比如光线的变化啦，物体的变化啦，等等，你随时都可以进行调整和处理。我在想，难怪她的画儿明暗自然，气韵生动，虽说是“写生”，看上去却是那么熟练，就像以前她已经画过了很多遍，连每一片瓦缝中的阴影都画得那么精细，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欣赏，都觉得是那么的真实可信。
作为一种铅灰色的记忆——我曾有过李黎两幅铅笔画儿的照片：一幅是甲32号院的门楼；另一幅是甲32号院里的天井。是李黎搬家之前送给我的纪念。遗憾的是，后来不知道是弄丢了，还是夹在我的哪本书里——直到今天，我始终没有找到那两张珍贵的照片。
拆迁公告贴出来之后，最先从院子里搬走的就是李黎。用她自己的话说，即使不拆迁，她也得从这里搬走了。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她已经按计划画完了附近所有的胡同（又一次抢在了挖掘机的前边）。下个目标是前门。像每次画完一个地方一样，为了方便，她已经在一个叫“西河沿儿”的地方租好了住房。
李黎搬家很简单。这个为了艺术而像苦行僧一样的女孩儿，她没有家庭，不交男朋友，甚至没有多少衣物和女孩子应有的那些零零碎碎的化妆品。在偌大的北京城里，作为一个孤身的漂泊者，她简单到只有一个画夹儿，一个马扎儿，一个带轱辘的黑色行李箱——手提肩挎，拖起来便走——每次搬家，都无异于住一次旅馆，是真正的人走家也搬。
李黎搬走后，我们在附近的另一条胡同里，很快找到了一间出租房。也是带有隔断的两小间平房。租金比原来的高了点，但房子比原来的宽绰一些，而且是正房，一进屋便给人一种阳光灿烂的感觉。我和妻子都觉得挺好，当时便交了订金。
搬家之前，我首先通知了房主方悦。但是方悦没有来。她在电话里说她最近很忙，房子既然要拆，也用不着什么交接了。她让我把房子里能用的东西统统搬走，没用的，就扔在那里甭管了。
搬家那天，我和妻子跟院里所有的邻居都打了招呼，说了许多“谢谢关照”之类的客气话。尽管是告别，我和妻子都没觉得有什么伤感。对于这小院而言，我们本来就是个匆匆过客。虽说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年零七个月，但每一天我们都能意识到搬出这个小院是迟早的事。因此，当这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把接受这个事实看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这里毕竟不是我们的家。
也许，过去的美好总是来自于回忆。作为进入北京的最初落脚点，多年以后，我才开始怀念起这个小院，对这个地方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如今，每次去王府井办事或者购物，我都会沿着一条宽阔的大街，走到我当年居住过的地方，去转上一转。这时候我就会想起当年那个小院；想起人们和另一部分人的朝夕相处；想起那间为我们遮风避雨的小屋——它曾吸纳了我们多少喜怒哀乐和生命的气息！两年多的吉光片羽，夏日蝉鸣，冬天飞雪，天井里的月光，屋檐上的雨滴……晚上海师傅提醒邻居关大门的一声声询问，胡同里不时传来的“磨菜刀——”和“麻豆腐——”的长声短调……这随风而逝的一切，都让人觉得失之可惜！每当这时候，我心里就会生出一种沉甸甸的伤感。
当时搬离甲32号院的时候，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我最大的感受是折腾，是麻烦。既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赖在这里不走，倒不如早搬早利索。
只是，刚刚搬出这个小院的那几天，我对那个“新家”总是不太习惯。有那么几回，我从餐馆里往家走，竟毫无意识地走到甲32号院门口才突然一顿：这里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
哦，再见了，小屋！
再见了，甲32号院里的邻居！
《 人民日报 》（ 2014年09月10日 24 版）
